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如下： 一、区别 1、定义不同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 2、表现形式不同 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 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 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 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 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 二、联系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 扩展资料 历史本身就有很好的文学性，因为历史中隐藏着许多文学性的奥秘。历史是一种天工，其中包含的因果和哲学奥秘，绝不会因为作家个人的情绪和价值观而发生变化。人们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生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文学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做梦，就是作家通过虚构来营造一种梦境。另一个作用则恰好相反，不做梦，而是在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事实之后，用文学更深刻、更形象地表现这些事实。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说的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恰好也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彼此对立和历史事实的全然不同 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使用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学手法，来表现《三国志》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一部历史书，它的历史学价值可以与《三国志》相得益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文学历史都有什么
歌谣、传说、神话、故事、寓言、童话、传记、诗篇、稗史、游记、剧本、小说、随笔、评论……繁多的体裁构成了文学，也构成了文学的历史。然而，并不是每种抒怀或记叙文字都能进入文学史。就每个具体时代而言，能以经受时光的筛簸，穿越后世历代的传述而存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必是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历史实质上是精品文学的历史、经典文学的历史。 在一个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无限量提供资讯与娱乐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在阅读？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在探究心灵和人性方面，在摹写生存状态方面，在张扬想像力方面，在文明的传承与塑造方面，有哪一种文化样式的能力可在文学之上？答案是没有。文学无疑是表现力最为宽广最为强大的人类情感工具，其生命力既古远又蓬勃，自从以歌谣传说之类的形式诞生于口述年代以来，它的历史从未中断过－哪所是洪水滔天还是暴政窒息一切之时。只要生活在继续，人类就会把故事一直讲下去，把情愫不断表达出来。面对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特质－核心作品的价值亘古不变。尽管作家的写作技巧在不断提高，大众的阅读趣味也日新月异，但即使在已经进入电子阅读的今天，《荷马史诗》或唐吉诃德的魅力依然丝毫无减。
李提摩太的人物生平
李提摩太(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字菩岳，英国传教士。属于大英浸信会。1869年11月17日他离开英国，在1870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并同时学习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并建议清朝政府每年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与梁启超、康有为建立了较好的个人关系。李提摩太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因而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出身于南威尔士的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开始了在中国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李提摩太来华后，最初在山东、山西等地进行传教活动，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邀，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必须改革，他还多次发表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时世评论》为书名结集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作序，并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中国政界官员的影响。中国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更有意思的是，同康有为办《万国公报》沿用林乐知的《万国公报》报名一样，梁启超开始办报时，同样与李提摩太主笔的《时报》有着关联。梁氏一生办了很多报纸，著名的有两份，一份是《时务报》，一份是《时报》。前者只比李提摩太的《时报》多了一字，后者完全相同。这绝不是巧合，它充分说明了李提摩太对梁启超的影响。《时务报》是维新派在华东的重要舆论阵地，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任总撰述。《时务报》初期，编撰工作由梁启超一人负责，每天要写4000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他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逞食，夜不遑息”。就这样，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政论，为变法维新而呐喊。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的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在《时务报》上连载43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所译外报文章又使读者大开眼界，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尤其是梁启超撰写的文章，更是风靡一时，以至于“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在编撰《时务报》期间同样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后人称为“时务文体”。1904年，维新派又办了《时报》，这是他们在变法失败后于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梁启超秘密来到上海，策划《时报》工作。《时报》之名，取义于《礼记》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思是办此报要合于“时”，随“时”而变。因此，该报自创刊始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时报》在评论、编辑、出版新闻业务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该报首先将梁启超创造的“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3个栏目，聘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分别主持评论国内大事、外埠新闻和本埠新闻。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活泼明快的时评，深受读者欢迎。如今报纸一般通用的对开分为4版、两面印刷的版式是《时报》首创的，彻底摆脱了书册式报纸的痕迹；率先创办报纸周刊，即在每周固定的日子设立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7个专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时报》的这些新闻业务手段，后来为各报所效法，并一直沿袭至今。从梁启超主笔《时务报》与《时报》，可以看到他如何受到李提摩太《时报》的影响。李提摩太不仅于此，还在于他影响了孙中山和后来的共产党人。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将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中国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长达7000字的《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69、70期上。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的这一篇政治建议书首发于《万国公报》。从中可以看出李提摩太对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影响。中国近代化的第四次潮流，其推动者应属共产党人。人们熟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熟知李大钊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人们知晓首先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还会想到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说进行了介绍的梁启超；但人们难以想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96年，他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122期上发表了题为《大同学》的文章，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是德国人，由于他长期居住在英国，文章误认为他是英国人)并援引了《宣言》中的一句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今译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后，中国早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近世社会主义》、《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报刊物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学说。
李提摩太的人物事迹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年－1916年）。广学会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这家出版社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志。同时广学会也有一点宣教的工作，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出版社与文学机构，是在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出版过两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1851～?）合译，1895年出版。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还结交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李提摩太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光绪初年的华北平原大旱灾，在中国荒政史上意义非凡。这不仅因为其灾情空前严重，死亡人数高达近千万，还由于在赈灾过程中涌现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参与赈灾并取得了很大成效的外来慈善家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1870年来中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因其广交政坛和知识界精英，对晚清政局有相当的影响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进入受灾最重的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在受灾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区，李提摩太“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晨，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济灾民只是借口，“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见，为此清廷特颁谕旨给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据李提摩太所记，他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而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而为李提摩太蒙在鼓里的，是曾国荃奉命调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国荃说：“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见岳麓书社版《曾国荃全集》)从“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一语可以看出，当时同为灾区的河南的官员肯定对洋教士有不利报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调查，而曾国荃对洋教士则给予了与同僚完全相反的评价。曾国荃与洋教士的诚恳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取得很好效果，而这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1902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中西大学堂，后合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山西巡抚岑春煊聘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理。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之后他一直往来于太原、上海之间。1916年5月，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总干事的职务回国。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 李提摩太力图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演讲，使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给他们指出“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避免饥荒再度发生，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于是，李提摩太开始将传教的重点转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忻等几乎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着接触，李提摩太还曾做过曾纪泽家的英语家庭教师。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了很多朝廷大员，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部分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张之洞在与李提摩太会见时也多次重复李提摩太提到过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并承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后来被清政府采纳。在李提摩太做曾纪泽家庭教师时，曾纪泽对李提摩太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散发，曾纪泽认为“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 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李提摩太的教友苏惠廉称《万国公报》“行销量最广，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然而李提摩太虽然纵横捭阖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康有为、张之洞也都内心里对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的理解，但是终究未能挽救戊戌变法的失败。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为保护维新人士尽了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