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1937年，三位年轻的科学家从中国的首都南京坐船来到了英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他们热闹、混乱的家乡(因其炎热闷湿的气候而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来到有着安静的修道院、淅沥的小雨和刺骨的寒风的剑桥都是非常艰难的。这三个人不知道他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一支日本军队正在向南京进逼—那一年12月他们将屠杀多达30万的南京市民，其残忍程度连经历这场灾难的一位德国纳粹军官也感到震撼。
这三个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李约瑟，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后起之秀，比任何人受到的触动都要大。这三名学生之一的鲁桂珍写道：“他越是了解我们，越是发现我们在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见解方面和他是多么相像，这一切促使他那充满好奇的头脑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李约瑟在汉语言或者历史方面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但是他确实有着最为敏锐、最为怪异的思维，而这两者正是这所大学素来闻名的。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李约瑟倾心热爱着鲁桂珍的祖国，1942年他放弃了剑桥大学舒适的生活，接受了英国外交部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个职位，帮助中国的大学在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中生存发展。英国广播公司曾写信给他，请他记录自己在中国旅居的印象，但是李约瑟做的比这些要多得多。在信的边缘他随手写下了一句将改变他一生的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向前发展?”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那么多世纪以后，反而是西欧于17世纪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现在一般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他一直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得益于他数十年来将中国的科学成就分类编目的辛勤工作，我们现在能够比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科学历史。
中国在11世纪社会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崩溃，这些进步随之转向。真正的问题是17~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
再一次的，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们逐渐回归到朝堂之上，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参加科举的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我会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留到第十章再来仔细讨论—假设有更多时间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否开创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西方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就在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渗透，虽然他们远渡重洋是前来解救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推销他们的科技，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好礼物能够使客人更加受欢迎。西方的钟表在中国异常受欢迎，眼镜也是如此。
不过，耶稣会士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还要属天文学。中国的官员们将这件事情看得如此重要，他们甚至可以聘请外国人在天文局任职，只要这个外国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于星象天文比国人懂得更多。
耶稣会士们明智地将此作为他们接近中国统治者的最好途径。当满族人于1644年攻克北京的时候，耶稣会士们成功地预测了日食。他们的声望因此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当康熙皇帝于1668年掌握大权时，他完全信服了耶稣会士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心全意投身于他们的教学中，和牧师们数小时地坐在一起讨论，学习他们的算术、几何以及机械学。他甚至学起了大键琴。“我意识到西方数学有其可用之处，”这位帝王这样写道，“在后来南巡途中，我利用西方的方法向官员们展示在规划河工时怎样计算得更为精确。”
康熙意识到“算术之‘新方法’使得基本错误不可能出现”，而且“西方历法的基本理论没有丝毫错误”，但是他仍然抵触耶稣会士们宣扬他们的科学和上帝的主张。“即使一些西方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中国，甚或比我们更加优良，其中新颖创新之处却甚少，”康熙总结道。“数学之原理皆源出于《易经》，西式方法皆源出于中国……毕竟，”他补充道，“他们所知仅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
1704年，教皇因为担心耶稣会士对天文的推广传播远甚于基督教义，派遣使团到北京来监视他们。而康熙皇帝因为担心他们煽动叛乱，就此冷落了这些传教士。他创建了新的学术机构(类似于法国巴黎的科学院)，在这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不受耶稣会士的影响，自由地研究天文和数学。当时耶稣会士们所教授的数学，以及少量的代数和微积分，本来已经落后北欧好几十年了，康熙将这一与西方科学的联系毅然切断后，东西方的学术差距很快变成了深渊。
人们一般很容易将康熙大帝作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谴责他是一个笨拙的傻瓜，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科学带入先进的18世纪，却没有这么做。
但是在所有这些坐在天朝宝座上的男人(以及一个女人)中，康熙绝对是最不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宣称耶稣会士们知道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虽然很不谦虚，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康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实干家(包括养育了56个子女)。他是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
2000年以来中国的帝王们意识到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比他们更为优越，而且通常情况下收买这些草原牧民要比与他们作战风险更小。当这一情形改变的时候，康熙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亲自在17世纪90年代关闭了草原通道。但是对于西方人，情形却又相反。从17世纪60年代以来康熙一直和西方人密切接触，但是在1704年以后忽视他们反而看起来风险更小。一些东南亚的统治者们在16世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到1613年时日本的幕府将军也同样效仿起来。日本于1637年爆发的一场剧烈的、受基督教影响的起义只是使统治者更加确信要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在这种大环境下，康熙的决定看起来绝不是愚蠢的。
在任何情况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即使假设康熙预见到了西方科学的走向并推动其发展，他能够使东方社会发展在18世纪领先于西方吗?
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中国确实和欧洲西北部地区一样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一些中国的思想家们也确实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戴震(像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未通过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提出了类似于西方的思想，认为自然是机械化的，它不以任何意图或者目的而运行，可以经受实证的分析和检验。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戴震总是将他的论据建立在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因而到最后，保存过去的辉煌与荣光在中国似乎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得多，而这些问题却是西方人不得不关注并加以解决的。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所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将数学—像医学一样—变成典籍研究的一个分支好像对他们更为有益。
东西方各自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思想。
第三世界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世界的兴起
（1）兴起的标志：在南斯拉夫、印度、埃及领导人铁托、尼赫鲁和纳赛尔的推动下，1961年召开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不结盟运动正式诞生。它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2）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联合国的变化：①由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不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场所。②1971年由于第三世界的努力,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
（3）第三世界兴起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三世界的兴起有力地冲击了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两极格局。
形成认识
（一）发展概况
1.发展阶段:兴起（美国独立战争和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发展（亚洲革命风暴→亚非拉美民族民主运动→战后亚非独立运动的发展）→特殊阶段（三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二战后的民族解放斗争）。
2．地区变化:美洲→亚洲→亚非拉。
3．性质变化:反殖民侵略的独立战争→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历程
1.17世纪到19世纪初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拉丁美洲独立革命
这一时期,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拉美独立革命为代表。其中北美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了胜利，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彻底打碎了西葡长达三个世纪的封建殖民统治，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的国家，基本上奠定了今天拉丁美洲的国家格局；打击了西葡的封建腐朽势力，配合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由于拉美各国资本主义因素薄弱，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十分软弱无力，半封建的大地产制根深蒂固，因此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土生白人上层地主手中，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只作为一般动力参加了斗争。独立革命后政权一般都从欧洲殖民贵族手中转移到土生白人上层地主阶级和种植园主阶级手中，革命自始至终没有触动旧殖民地的社会基础——大地产制。因此，独立后长时期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受到落后的封建关系的严重束缚和阻碍；在经济上摆脱了葡、西殖民主义的束缚，却又陷入对欧洲和北美殖民主义的附属和依赖地位，因而革命的结果没有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拉丁美洲独立革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2.19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初的亚洲革命风暴
19世纪上半期,亚洲已有许多国家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其他地区，如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等国的领土和主权也相继遭到侵犯，逐步沦为半殖民地。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为了满足工业资产阶级对海外市场和原料的迫切需要，资本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使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空前激化。19世纪上半期,亚洲掀起了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包括五次大的起义：爪哇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起义、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军的起义、伊朗巴布教徒起义、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和印度民族起义。后三次起义把这次亚洲革命风暴推到了顶点。其中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是一次由封建王公领导的、以印度土兵为主要力量和广大人民踊跃参加的民族大起义。从总体来看，这些民族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尽管各国起义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起义均属旧式的民族解放运动，即领导起义的多为农民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没有先进思想指导，提不出改造社会的科学主张，不具备发展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改造社会的目标。尽管有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地域广，对殖民主义打击也很沉重，但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各国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下，终究难以胜利。
3.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商品市场，掠夺原料和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亚非拉地区被进一步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列强在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加强了与各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同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尖锐，激起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同时这一时期亚非拉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相继出现和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和壮大。因此从民族解放运动的总体来看，摆脱了旧式民族解放运动的模式，呈现出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特点。但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外来资本刺激下产生的新的经济因素或强或弱，阶级结构变化有大有小，因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民族斗争水平高低不一，形式不尽相同，表现出历史的多样性。在亚洲，是一种新型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主流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列宁称之为“亚洲的觉醒”。同时也存在着处于次要地位的旧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和义兵运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亚洲觉醒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包括：①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对运动的领导，如印度的国大党、中国的同盟会等；②主要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③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建立本阶级的革命团体和政党，提出自己的斗争纲领，领导和联合各阶层进行更自觉、更明确和更有组织的斗争；④被压迫民族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互相声援和支持。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致使革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非洲，由于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使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一时期，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是非洲人民反殖民斗争的主要形式。埃及的抗英斗争、苏丹马赫迪起义和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都是其中的突出事件。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各国普遍建立了共和国，但实际掌权的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控制了政权后，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大地产制，而且更加扩大了。大地产制的存在，政治上普遍出现的独裁局面，以及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或军事侵略，都导致了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反帝反封建仍是拉丁美洲人民面临的艰巨任务。1910～1917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是这一时期拉丁美洲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突出事件。
4.一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
1917年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十月革命把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连结成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从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变成了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高潮。在这次高潮中，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外，土耳其凯末尔资产阶级革命、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埃及的“华夫脱”运动等是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比较突出的事件。1924年后，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西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仍持续发展。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3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潮,并且具有反法西斯侵略的性质。中国人民首先举起了东方反法西斯侵略的旗帜，朝鲜人民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埃塞俄比亚则在非洲最早开展了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战争。十月革命后的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具有持续发展的特点。如上所述，从1918年至1939年,民族解放运动从未间断,持续高涨。其次，具有多样性，这首先表现在领导权上。亚非拉大多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但是中国、朝鲜、越南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这是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外，还存在着一些过渡形式，如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还有一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由爱国的封建王公领导。多样性还表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在近代前期，以自发起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主要形式和内容。十月革命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较多国家发展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而在一些国家则表现为资产阶级群众运动、工人罢工、农民抗捐、学生罢课和士兵起义，有少数国家发展成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民族运动的结局也具有多样性。近代民族解放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由失败走向胜利，建立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尽管有的国家还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剥削，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的多样性，统一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同一目标之中，形成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历史进程。
5.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45年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战后，以民族民主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烽火燃遍了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5年到50年代中期是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亚洲和北非。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朝中人民抗美卫国战争的胜利，其次是印度的独立和埃及成立共和国。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为第二个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广泛展开。在这一时期非洲大陆诞生了32个新独立的国家，其中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取得独立,因此,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在拉美，1959年,古巴在卡斯特罗领导下举行起义,推翻了美帝支持的独裁政权，后于1961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巴拿马人民掀起了要求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1999年底，巴拿马人民将运河区的主权和管辖权全部收回。在这一时期，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标志着亚非拉地区反帝反殖斗争更加自觉地联合起来，新兴国家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逐渐形成第三世界力量。1961年召开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正式形成不结盟运动。这是第三世界兴起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从70年代开始，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争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突出地反映在联合国的变化和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上。1971年，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七十七国集团”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第三世界开始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三）第三世界的兴起
1.第三世界：泛指亚洲（日本除外）、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原来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总和。这一概念始于50年代，60～80年代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分布在赤道以南地区，所以，有时也称作“南方国家”。
2.第三世界具有共同的特征：①从历史上看，它们有着共同的遭遇，都曾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他们反对奴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也特别强烈。为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本国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②从面临的任务看，它们在取得政治独立，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之后，都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③从经济上看，当前绝大多数国家仍是不发达或欠发达，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人均年收入低；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口增长率高，负担沉重；在经济发展中缺乏资金和技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④从外交上看，它们都执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反对外来干涉和强权政治，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不主张诉诸武力以和武力相威胁，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它们主张推进南北对话，发展南南合作，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它们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主力军。
3.第三世界兴起有三大标志，即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兴起、七十七国集团建立。万隆会议召开于1955年4月,这是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会议。从亚非会议一开始，帝国主义就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和阻挠，妄图使会议失败，但未得逞；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得到各国代表的赞扬，从而为会议成功奠定了基础；在大多数与会国的努力下，会议击败了某些西方国家妄图分裂、破坏会议的阴谋，消除了内部的分歧，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等。亚非会议的召开是第三世界兴起的第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它是亚非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发起和组织的国际会议，它标志着亚非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显示了亚非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万隆会议确定的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对于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结盟运动兴起于60年代,1961年在南斯拉夫、印度、埃及领导人铁托、尼赫鲁和纳赛尔的推动下，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不结盟运动正式诞生。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60年代第三世界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七十七国集团”,到80年代其成员国已增加到110多个。这个组织主要通过与发达国家在联合国进行谈判，来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为了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作斗争，一些亚、非、拉原料出口国还联合建立了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1973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以石油为武器,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进行制裁,结果触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使西方经济陷入严重混乱。第三世界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有力地冲击了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两极格局。
（四）东西方关系的嬗变及历史启示
16世纪以前,历史是分散的,东西方之间在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内活动,保持着闭关自守状态。但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和16世纪初具规模的世界市场的萌芽，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亚欧大陆东西方的交往活动开始变成经常性的了。随着历史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长期存在的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平衡状态逐渐发生变化。东方最先进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经济发展虽然也循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方向发展，但是速度缓慢，而西方国家商业资本主义由于具有种种有利条件，特别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之后，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东西方之间平等的、互不依存关系的结束，已是指日可待了。
16～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殖民主义乃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这段论述精辟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殖民主义对美洲、亚洲和非洲入侵的内容及其对原始积累的贡献。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最主要特点是“以最残酷的暴力手段为基础”的赤裸裸的劫掠。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侵略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进东方世界，反而常常在东方维护并利用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为自己谋利，甚至从外部移入比当地原有生产方式更落后的形式，如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等。这一时期殖民侵略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后果是：开辟和加强了新旧大陆之间、亚欧大陆之间的经济、文化和人种的联系；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东方世界的反映是形形色色的，总的来说是迟钝的。比如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资本主义萌芽。中日两国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对外贸易仅占其经济极小的比例，政府完全专注于国内经济生活；自成系统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拒绝接受任何外国政治观念和新思想；自古以来高度发展的文明及其成就使统治集团对即将降临的殖民侵略灾难毫无思想准备。通过广州和长崎的贸易白银源源流入两国，世界市场尚未使中日受到任何社会结构性的震荡和影响，传统经济形态仍然完整地保存着。这一切使它们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反应迟钝，毫无应变举动。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开始了资本主义殖民制度的新时期，它使殖民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殖民侵略的目的在于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自由贸易”成为其殖民侵略的重要手段，在“自由贸易”旗帜下，用廉价商品的重炮到处开辟市场，通过表面平等的买和卖两个环节，来剥削和掠夺东方殖民地。当然殖民者仍然不放弃使用暴力，例如19世纪殖民者频繁地使用武力向亚洲那些强大的封建帝国中国、日本、伊朗、印度进行侵略。在这一时期西方向东方的商品输出，对东方自然经济的瓦解起了推动作用，从而给东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这一时期的东方世界作出了不同的反映，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抗击殖民主义的侵略，或进行反封建统治的起义，如19世纪中叶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印度的民族起义、伊朗的巴布教徒起义等。另一方面是学习西方，实行近代化的改革，如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动机、方式和殖民政策较之以前各时期又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全球掀起了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另一方面资本输出成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主要手段。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出现了二重趋势：一是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基本目的是要保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和原料产地的状态，不让民族工业发展成为自己的竞争者，因而这种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一种阻遏的趋势，其结果，东方社会在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之前，一直处于经济停滞落后的状态。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独立发展的趋势。这是对东方国家输出资本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到东方，必然会大大加速东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经常处于对抗性矛盾之中的二重趋势，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双重作用的客观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兴起，东方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工人阶级发展壮大。这样东方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东方国家的下层劳动人民继续进行了斗争，如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等。但这些下层人民起义的结局说明，单纯的自发的农民起义已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东方占据历史舞台中心地位的已不可能是旧式的农民运动了